第2008章 “新对策”
自古以来，天灾都往往伴随着人祸，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硬道理，在大汉更称得上是一种常态。在多灾多难的大汉，几乎每出现一次灾害，受灾地的官场都面临着一场剧变。
灾前、灾中、灾后，都有大量的官僚职吏，因为层出不穷的原因，被夺职免官，乃至杀头流放。而其中单纯因为防灾、救灾不力而被朝廷检查处罚的，是极少数，更多出现的，还是借着灾难中饱私囊、草菅人命的情况。
这其中固然也有积极的一方面，比如一些忧国忧民、勤恳尽力的官员，会得到褒奖与升迁，但与整体样本相比，更属少数了。
虽然大汉的吏治教育中，一直要求官僚忠君爱国、育民如子，明大义、识大体、顾大局，但在具体的任职实践中，能够做到的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
就这，还是在大汉监察权力强势的环境中。就同历往每一次灾害中的情况一样，去年的中原雨水灾害，同样也伴随着对一批官员的处理，其中就以贪官污吏居多。
胆子大的，甚至连水部与道司拨下的护河、护堤、植林款项也敢贪墨。作为大汉的核心统治区域，对其维护，在老皇帝的领导下，朝廷是向来舍得投钱。
就比如沿黄、汴、淮水沿岸的植树固土保堤政策，已经施行三十多年了，并且每年都有钱粮下拨，专款专用。同时，涉及到一些州县无法承受的水利、桥堤工程，只要向上请援，不管需要排多久队，经过审批后，多少都能够抠出些钱粮来。
甚至于，还有利用关系，专门通过水利工程请款，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亏空。水利工程，目的在于防害取利，取利多少如何往往无法具体评估，但在防害上，一旦洪水之至，那谁实谁虚也就一目了然了，由此甄别谁忠谁奸、谁贤谁庸也更具说服力。
每次听到下面的情况，看到地方上出现的那些烂事，刘旸都不禁生出愤怒的情绪，既怒其贪恶，也头疼这些人的胆大妄为、不长记性。
到如今，经过千锤百炼的太子，再审阅地方呈上的奏章时，也已抱着听十分、信五分的态度，甚至更低，就同老皇帝一般，太子对大汉的官僚们也没有更多信心可言
因此，从上阳宫拿到的那些关于黄淮道州灾后重建过程中发生的烂事，刘旸虽然心生愠怒，但还真就没多少惊讶。
明面上的丑陋与罪恶，不过遣派监察钦差，巡视查办，基本就能解决，难的是，那些隐藏在表面下，不曾体现在奏章的东西。
而皇城、武德二司奏章中所提到的，土地兼并问题。毫无疑问，一场祸连州县的雨灾洪涝，不只使受灾官民损失惨重，也严重阻滞了大汉的税制改革。
在淮南、淮北地区，甚至出现了普遍性的反复、倒退。淮河流域的土地，淹没的土地达有百万亩，毁坏的不只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，还有灾前的土地秩序。
开宝二十八年时，两淮的税制改革才刚开始不久，土地清丈的进展也很缓慢，但是，一场大水过后，微薄的改革成果也跟着泡汤了，几乎伴随着那些被破坏的土地标识与界线，以及那些遗失的数据、资料与凭证。
道司提交的灾后重建，在刘旸看来，更像是一场秃鹫的饱食盛宴，以及保守派的狂欢。上百万的灾民，地方官府根本不可能救助得了所有人，有限的资源，也只能用在其中一部分的幸运儿身上。
而剩下的灾民，更需要自助自救，单纯地依靠官府救灾，人早就饿死了。能忠实地按照朝廷的要求做到全方位救助灾民的地方官府，几乎没有，出现在大汉这样的封建王朝本身就不那么合理。
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之谈，能够尽量保证救济粮供应，减少饥荒致死就已经算用心了。这一次水害中，两淮的官府做得也的确是差劲。
流民回到家乡，面对的是满目疮痍，基本一穷二白，想要生存下去，官府靠不住的情况下，就只能仰求那些乡贤郡望的帮助了。
这份帮助当然不是无偿的，代价是中国过去大部分历史长河中循环往复发生着的事情，变卖土产，沦为佃民，人身依附。
诚然，当前的大汉体制下，那种无节制、无底线的兼并行为是得到极大限制的，但是，再严密监管，也有空子钻，世上有太多事不是一些法条就能约束得了的。
在经过三年税改轰轰烈烈的洗礼后，大汉的地主阶级们也从初期的打击中醒过神来，适应之后，下面的对策也就多了。
像当初那种把土地在族内化整为零，分担地税的办法，到如今，也已显得落伍了。就像正在两淮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，灾民返乡后，土地依旧给你种，田册上登记的所有权还是你，还提供农具、种子、耕牛租赁服务，只不过，每季地里产出，刨除上缴给朝廷的正税之外，还需缴纳一部分给“债主”。
也不怕上面来查，毕竟，这一切都是按照税改规定来的。这可不是兼并，只是还债，朝廷要打压“主佃”关系，这“干干净净”的债务关系总不能禁止吧。
唯一的问题，或许只是利率要高一些，还能随时调整，到那种一辈子都还不清的程度.这是剥削？是压榨？若不是贤达、族老们施善心，人都要饿死了，即便剥削，你首先得有被剥削的价值。
如果引起了官府的注意，嗯，正常情况下，官府是不会来找麻烦的，只需要把税收缴足，喂饱了官僚，他们又怎会关心屁民的困苦。
何况，值这等大灾时节，他们的做法，可是救苦救难，功德无量，给朝廷省了多少事，又减少了多少是非动乱，对治安秩序的恢复又有何等改善作用，该是官府予以嘉奖表扬才是。
而乡贤郡望，需要做的，只是把自己地盘上的泥腿子们管好，老老实实种地产出，规规矩矩缴税纳粮，别搞出什么大乱子，给官老爷们惹麻烦，给朝廷添堵。
大家伙儿，一起维持“开宝盛世”，携手营造一个河清海晏、繁荣昌盛的气象，那就是天下大同了
似乎淮南地主们的搞法，并非特例，这就像是封建地主的本能，触类旁通，这也不是唯一应对朝廷税改的策略。
即便并不是税改的主要执行人，对于两淮出现的种种现象，刘旸依旧感到愤慨。作为太子，他必须地站在朝廷与皇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，抛开其他种种不提，就这种想尽办法找漏洞、挖空心钻空子的行为，便是对朝廷权威的亵渎。
能够在朝廷大政上动心思，自然也能在其他任何事件、任何领域与朝廷对抗。阳奉阴违，对任何一个上位者来说，都是难以容忍的。
愤慨之余，刘旸又大感头疼，因为他清楚地看到，倘若地方上那些宗族土豪都这么搞，朝廷想要整治，实则也拿不出太多的办法。
武德司的调查，也仅仅是浮于表面的，知道有这种行为，但要具体到个人，需要投入成倍的精力，要具体到更多案例，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高昂。
归根结底，朝廷的监管力量是有限，辐射范围也是有边际的。皇权下乡，何其难矣。一旦让乡下那些土豪们掌握了应付朝廷的办法，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。
刘旸几乎已经预见到，两淮地区的税改，遭此挫折，如不设法遏制，加强监管，恐怕前途堪忧。甚至于，对老皇帝在这晚年强行推动的税改，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，刘旸都有所怀疑了。
大汉有数十道，上千县，每年发生的各类大小灾害难计其数，而每一次灾害，都是对旧有田土秩序破坏，都能轻易造成自耕农的破产，给地主阶级带去兼并扩张的机遇与便利。
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，爆发出的对政权的破坏力，是难以想象，也难以杜绝的。
有那么刹那，刘旸几乎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统治的本质，不管皇帝怎样忧国忧民，朝廷施行何等善政解民之困，民，永远是困苦的。
皇帝不可能越过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宗族去直接统治小民，只要中间隔着这些食利阶层，那民永远不得自由，温饱都不容易，遑论其他。
倘若要推翻中间的利益阶层，那又无异于自掘坟墓，皇帝制度终究不是靠那亿万黔首屁民来维护的。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话固然不假，能够意识到这点的皇帝，更能称之为明君。但是，天下黔首，绝大多数时期，都不具备“覆舟”的能力。
皇帝能够秉持着这样“爱民”的理念去治国，但需要搞清楚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，而不是去与黔首共情。
黎民百姓能做的，只是苦苦挣扎，所谓盛世，也只是受剥削的程度相对轻浅一些，即便享受不到自己流血流汗创造的成果，但还有在底层稍稍向上观望的机会
刘旸不似老皇帝，内心之中，依旧还存有理想，有天下太平、万民安康的美好冀望。因而，虽则因一些现实问题感到伤神，但心态调整得很快。
即便很多问题根深蒂固，难以根除，但是该作为时必作为，建立的规矩必须维护，哪怕仅仅保证朝廷在某一局限的领域重拳出击之时有法可依、有理可循，那就是积极意义所在。
接下来，在税制改革的推进与维护上，要多加注意了，刘旸心中暗暗道。税改进展到第四年，朝廷这边已经没有太大争议了，这是共识，不管新旧税制的利弊如何，大汉的税制必须统一，这毕竟是严重关乎统治秩序的问题，容不得反复拉扯、过分迁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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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前、灾中、灾后，都有大量的官僚职吏，因为层出不穷的原因，被夺职免官，乃至杀头流放。而其中单纯因为防灾、救灾不力而被朝廷检查处罚的，是极少数，更多出现的，还是借着灾难中饱私囊、草菅人命的情况。
这其中固然也有积极的一方面，比如一些忧国忧民、勤恳尽力的官员，会得到褒奖与升迁，但与整体样本相比，更属少数了。
虽然大汉的吏治教育中，一直要求官僚忠君爱国、育民如子，明大义、识大体、顾大局，但在具体的任职实践中，能够做到的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
就这，还是在大汉监察权力强势的环境中。就同历往每一次灾害中的情况一样，去年的中原雨水灾害，同样也伴随着对一批官员的处理，其中就以贪官污吏居多。
胆子大的，甚至连水部与道司拨下的护河、护堤、植林款项也敢贪墨。作为大汉的核心统治区域，对其维护，在老皇帝的领导下，朝廷是向来舍得投钱。
就比如沿黄、汴、淮水沿岸的植树固土保堤政策，已经施行三十多年了，并且每年都有钱粮下拨，专款专用。同时，涉及到一些州县无法承受的水利、桥堤工程，只要向上请援，不管需要排多久队，经过审批后，多少都能够抠出些钱粮来。
甚至于，还有利用关系，专门通过水利工程请款，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亏空。水利工程，目的在于防害取利，取利多少如何往往无法具体评估，但在防害上，一旦洪水之至，那谁实谁虚也就一目了然了，由此甄别谁忠谁奸、谁贤谁庸也更具说服力。
每次听到下面的情况，看到地方上出现的那些烂事，刘旸都不禁生出愤怒的情绪，既怒其贪恶，也头疼这些人的胆大妄为、不长记性。
到如今，经过千锤百炼的太子，再审阅地方呈上的奏章时，也已抱着听十分、信五分的态度，甚至更低，就同老皇帝一般，太子对大汉的官僚们也没有更多信心可言
因此，从上阳宫拿到的那些关于黄淮道州灾后重建过程中发生的烂事，刘旸虽然心生愠怒，但还真就没多少惊讶。
明面上的丑陋与罪恶，不过遣派监察钦差，巡视查办，基本就能解决，难的是，那些隐藏在表面下，不曾体现在奏章的东西。
而皇城、武德二司奏章中所提到的，土地兼并问题。毫无疑问，一场祸连州县的雨灾洪涝，不只使受灾官民损失惨重，也严重阻滞了大汉的税制改革。
在淮南、淮北地区，甚至出现了普遍性的反复、倒退。淮河流域的土地，淹没的土地达有百万亩，毁坏的不只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，还有灾前的土地秩序。
开宝二十八年时，两淮的税制改革才刚开始不久，土地清丈的进展也很缓慢，但是，一场大水过后，微薄的改革成果也跟着泡汤了，几乎伴随着那些被破坏的土地标识与界线，以及那些遗失的数据、资料与凭证。
道司提交的灾后重建，在刘旸看来，更像是一场秃鹫的饱食盛宴，以及保守派的狂欢。上百万的灾民，地方官府根本不可能救助得了所有人，有限的资源，也只能用在其中一部分的幸运儿身上。
而剩下的灾民，更需要自助自救，单纯地依靠官府救灾，人早就饿死了。能忠实地按照朝廷的要求做到全方位救助灾民的地方官府，几乎没有，出现在大汉这样的封建王朝本身就不那么合理。
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之谈，能够尽量保证救济粮供应，减少饥荒致死就已经算用心了。这一次水害中，两淮的官府做得也的确是差劲。
流民回到家乡，面对的是满目疮痍，基本一穷二白，想要生存下去，官府靠不住的情况下，就只能仰求那些乡贤郡望的帮助了。
这份帮助当然不是无偿的，代价是中国过去大部分历史长河中循环往复发生着的事情，变卖土产，沦为佃民，人身依附。
诚然，当前的大汉体制下，那种无节制、无底线的兼并行为是得到极大限制的，但是，再严密监管，也有空子钻，世上有太多事不是一些法条就能约束得了的。
在经过三年税改轰轰烈烈的洗礼后，大汉的地主阶级们也从初期的打击中醒过神来，适应之后，下面的对策也就多了。
像当初那种把土地在族内化整为零，分担地税的办法，到如今，也已显得落伍了。就像正在两淮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，灾民返乡后，土地依旧给你种，田册上登记的所有权还是你，还提供农具、种子、耕牛租赁服务，只不过，每季地里产出，刨除上缴给朝廷的正税之外，还需缴纳一部分给“债主”。
也不怕上面来查，毕竟，这一切都是按照税改规定来的。这可不是兼并，只是还债，朝廷要打压“主佃”关系，这“干干净净”的债务关系总不能禁止吧。
唯一的问题，或许只是利率要高一些，还能随时调整，到那种一辈子都还不清的程度.这是剥削？是压榨？若不是贤达、族老们施善心，人都要饿死了，即便剥削，你首先得有被剥削的价值。
如果引起了官府的注意，嗯，正常情况下，官府是不会来找麻烦的，只需要把税收缴足，喂饱了官僚，他们又怎会关心屁民的困苦。
何况，值这等大灾时节，他们的做法，可是救苦救难，功德无量，给朝廷省了多少事，又减少了多少是非动乱，对治安秩序的恢复又有何等改善作用，该是官府予以嘉奖表扬才是。
而乡贤郡望，需要做的，只是把自己地盘上的泥腿子们管好，老老实实种地产出，规规矩矩缴税纳粮，别搞出什么大乱子，给官老爷们惹麻烦，给朝廷添堵。
大家伙儿，一起维持“开宝盛世”，携手营造一个河清海晏、繁荣昌盛的气象，那就是天下大同了
似乎淮南地主们的搞法，并非特例，这就像是封建地主的本能，触类旁通，这也不是唯一应对朝廷税改的策略。
即便并不是税改的主要执行人，对于两淮出现的种种现象，刘旸依旧感到愤慨。作为太子，他必须地站在朝廷与皇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，抛开其他种种不提，就这种想尽办法找漏洞、挖空心钻空子的行为，便是对朝廷权威的亵渎。
能够在朝廷大政上动心思，自然也能在其他任何事件、任何领域与朝廷对抗。阳奉阴违，对任何一个上位者来说，都是难以容忍的。
愤慨之余，刘旸又大感头疼，因为他清楚地看到，倘若地方上那些宗族土豪都这么搞，朝廷想要整治，实则也拿不出太多的办法。
武德司的调查，也仅仅是浮于表面的，知道有这种行为，但要具体到个人，需要投入成倍的精力，要具体到更多案例，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高昂。
归根结底，朝廷的监管力量是有限，辐射范围也是有边际的。皇权下乡，何其难矣。一旦让乡下那些土豪们掌握了应付朝廷的办法，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。
刘旸几乎已经预见到，两淮地区的税改，遭此挫折，如不设法遏制，加强监管，恐怕前途堪忧。甚至于，对老皇帝在这晚年强行推动的税改，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，刘旸都有所怀疑了。
大汉有数十道，上千县，每年发生的各类大小灾害难计其数，而每一次灾害，都是对旧有田土秩序破坏，都能轻易造成自耕农的破产，给地主阶级带去兼并扩张的机遇与便利。
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，爆发出的对政权的破坏力，是难以想象，也难以杜绝的。
有那么刹那，刘旸几乎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统治的本质，不管皇帝怎样忧国忧民，朝廷施行何等善政解民之困，民，永远是困苦的。
皇帝不可能越过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宗族去直接统治小民，只要中间隔着这些食利阶层，那民永远不得自由，温饱都不容易，遑论其他。
倘若要推翻中间的利益阶层，那又无异于自掘坟墓，皇帝制度终究不是靠那亿万黔首屁民来维护的。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话固然不假，能够意识到这点的皇帝，更能称之为明君。但是，天下黔首，绝大多数时期，都不具备“覆舟”的能力。
皇帝能够秉持着这样“爱民”的理念去治国，但需要搞清楚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，而不是去与黔首共情。
黎民百姓能做的，只是苦苦挣扎，所谓盛世，也只是受剥削的程度相对轻浅一些，即便享受不到自己流血流汗创造的成果，但还有在底层稍稍向上观望的机会
刘旸不似老皇帝，内心之中，依旧还存有理想，有天下太平、万民安康的美好冀望。因而，虽则因一些现实问题感到伤神，但心态调整得很快。
即便很多问题根深蒂固，难以根除，但是该作为时必作为，建立的规矩必须维护，哪怕仅仅保证朝廷在某一局限的领域重拳出击之时有法可依、有理可循，那就是积极意义所在。
接下来，在税制改革的推进与维护上，要多加注意了，刘旸心中暗暗道。税改进展到第四年，朝廷这边已经没有太大争议了，这是共识，不管新旧税制的利弊如何，大汉的税制必须统一，这毕竟是严重关乎统治秩序的问题，容不得反复拉扯、过分迁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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